BAGHDAD, Nov. 5 — An Iraqi special tribunal today convicted Saddam Hussein of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and sentenced him to death by hanging for the brutal repression of a Shiite town in the 1980’s. 11月5日,巴格达一个特别法庭宣布萨达姆.侯塞因在1980年残酷镇压Shiite小镇而犯下的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判处绞刑。 As the chief judge read aloud the verdict, a defiant Mr. Hussein shouted, “Long live the people! Long live the Arab nation! Down with the spies!” He thrust his finger emphatically into the air as he spoke, then repeatedly chanted, “God is great!” 当首席法官大声宣布判决书的时候，目中无人的萨达姆大吼，“人民万岁！阿拉伯国家万岁！打倒间谍！”他的手指有力地指向空中，唱着圣歌，“神是伟大的！” 　 到这里查看

据网上的小道消息： 江西南昌两所私立学院发生学生抗议事件，数千学生放火焚烧教室、宿舍及车辆，并号召二十九日在南昌举行十校联合大游行。江西当局已下令五千名防暴武警公安取消休假，以应付可能在周末发生的特大群体事件。 中国教育部最近发出通知，对民办大学、学院所发文凭进行严格监管，江西部份私立大学学生因而对学历是否被承认产生疑问。 21日，江西赣江职业技术学院3,000名学生因校方不能就此问题提供解答，聚集在教学楼示威，并砸坏了一些办公室和汽车。 24日，江西省服装技术学院“伪造本科文凭”一案已升级，5,000多名学生情绪激动，进行了抗议示威，其中一些学生放火焚烧教学楼、宿舍及汽车。 在这两起冲突事件中，至少有二十人受伤，至今天上午为止，至少有五人被公安拘捕，但未知是否有学生在内。　 目前有民办学校学生正在准备于二十九日在南昌发起大游行，并号召江西师范大学等高校学生参与，揭发中国教育弊病。据悉，江西各大学已严加防范，并发通告严禁讨论学生暴乱事件。 目前可能再发生抗议行动的十所江西民办学校共涉及六万名学生，当中一万名学生是少数民族，其中有二千名是新疆维吾尔族学生。二十一日参与抗议行动的学生中，就有数百人是维族学生。 据美国*之音报导，中共官方资料显示，去年中国总共发生了87,000宗“群体事件”。尽管校园抗议行动事件在其中所占比例并不显著，从1989年以大学生为先导的民主抗议活动导致共产党政治危机以来，中共宣传部门一直把大学校园出现抗议当作特别敏感的消息处理。自那时以来，中国大学校园没有再发生针对国内政治问题的大规模抗议。但当局实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令近年好几个地方发生了学生的集体抗议，虽然大多数学生抗议行动事件都因敏感未被大陆媒体报导，但有关抗议行动的照片、视频却在网路上迅速流传。 报导说，在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依然是政府垄断的行业，学生毕业证的级别由政府规定。即使是所谓的民办教育，也必须得到官方的许可。因此，利用政府在教育方面的垄断权力赚钱，就成了许多学校和个人进行诈骗、发财致富的捷径。很多教育机构就把教育当做生意来做，只是考虑怎么赚钱，不管是否能像许诺的那样，把大学文凭发给学生，只要把学生招进来就好。整个大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欺骗性的行为。

报导说，中国官方的新闻媒介报导，中国赫赫有名的南洋教育集团在2003年拥有资产价值13亿元人民币，在2004年年底被中国教育联合会授予唯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但是，仅仅一年之后，南洋教育集团全面崩溃，到期的教育储备金无法偿还，许多家长不停地追讨，但是付出的重金始终难以追回。

网络转载 未经证实 如是谣言 未见辟谣

个人评论：

虽然未见权威的大陆报纸，电视，门户网站报道这次事件，但我相信确有其事。中国大学的问题很多，今年六月就发生了河南高校的文凭事件，现在在红色革命发源地的江西发生这样的学生骚乱，我丝毫不感到奇怪。因为中国的大学，一旦沦为某些人赚钱的工具，他们就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自从大学扩招，学费上涨以来，一些学校虽然资源有限，但他们可以搞二级学院，三级学院，文凭也可以卖，可以先把人哄过来读两三年糊弄一个歪文凭，然后把学生一脚踢开了事。等到学生最后发现自己上当受骗，当初他们那些冠冕堂皇的谎言，如国家承认学历啊什么的都是骗人的之后，他们的愤怒是不难理解的。

难怪以前网上有个大学生说了句很精辟的话：本来还以为自己上了大学，等到毕业之后才发现，是大学上了我。

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 吴承烈 　　中国对朝鲜的“忍耐”与“适当惩罚”的极限到何等程度？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把自己当作与美国一同维护世界秩序的利益相关者。新兴强国中国若站在作为非正常体制国家饱受核武器及导弹问题困扰的朝鲜一边，就等于背离主流国际社会，放弃国家利益。但就中国而言，朝鲜是向国际社会炫耀本国影响力的手段和战略牌。不过也不能坐视朝鲜超过极限而成为其绊脚石。 　　自朝鲜前国家主席金日成去世后，朝鲜所展示的政策局限性，足以让中国判断将不能一味地包容朝鲜。因为中国认为朝鲜有可能迅速瓦解。于是中国把目标定在让朝鲜在“减速炉”中慢慢崩解。中国方面早已考虑到朝鲜发生突变事态，在与朝鲜交界的边境地区扩大部署了正规军，还针对可能出现的大量逃北者做好了对应措施。 　　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的过程中，中国为缓解制裁做出了努力，但即便如此，由于这次决议一直以来作为朝鲜经济支柱的北、中经济关系，不能不受到打击。由中国的半官半民企业推进的朝鲜矿产开发计划将被放弃，北、中国边境贸易也将萎缩。中国的银行参与对北金融制裁也在所难免，届时，朝鲜的对华出口及外汇收入将受到严重的打击。可谓中国以朝鲜核试验为契机，掌握了让朝鲜在减速炉中走向崩解的管理手段。

尽管彭德怀将军在五次战役后有过 “一将成名万骨枯” 感叹, 中国的媒介和军事历史学家们多少年来都把朝鲜战争津津乐道地说成是 “奠定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敢和世界强国叫真” 一场 “垓下之战”. 关于朝鲜战争的电影诸如 “奇袭”, “上甘岭”, “打击侵略者”, “英雄儿女”, 早已是我们那一代人的经典, 京剧 “奇袭白虎团” 更是文革时期八个样板戏之一. 在毛泽东和他的夫人把一切外国文学视为毒草的岁月里, 唯有朝鲜文艺独占鳌头, 象什么 “摘苹果的时候”, “金姬和银姬的命运” 等, 还有让八亿中国人哭得死去活来的 “卖花姑娘”都曾风靡一时. 北朝鲜, 作为中国最铁的共产主义小兄弟, 直到最近才让国人从另一个侧面去做二次思维.

如果中国领导人把当年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对苏联人的态度比作 “象铁一样硬”, 那么今天的金正日对中国人来说, 就象茅厠里的铁一样又臭又硬. 尽管中国软硬兼施, 这位 “朝鲜人民的亲爱领袖” 仍然冒天下之大不违, 给了世界带来了一个惊愕. 从此, 中国的这位患有重度精神忧郁症的邻居, 走入了世界核子俱乐部, 象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 要和美苏中英法平起平坐了. 世界的矛头自然是指向中国, 除了抗美援朝的历史典故, 近代中国作为北朝鲜唯一的援助者也是这个金家王朝得以苟延残喘的原因之一. 当然把朝鲜的今天全然说成是中国的过错也是不公平的. 美国总统布什自从他上台后, 在朝鲜问题上就做着连自己也不知道是在干什么的事. 可以说他的全部所做所为, 都唯一地决定了北朝鲜必然走上今天的这条不归路. 事到如今, 唯一能给美国解套的看来也只有战争了. 然后要和一个手握核武器的精神病人开战却是极端危险的. 稍不留意, 就会让几百万人的生命付诸东流. 以美国道貌岸然的绅士风度, 去悍然发动一场死伤千万的残酷战争, 在人类历史上接受道德的审判, 实在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真是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 当初如果沿着克林顿的和缓接触路线走下去, 也不至于有今天. 当然从金正日的角度来说, 面对鹰派执政的美国, 拥有核武器, 也许是他能在世界上生存的唯一途径了. 对于这个三千万人的穷国, 要想和富甲天下的美利坚合众国决一雄雌, 除了核弹, 大概也别无选择. 然而中国却面对着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困顿. 容忍朝鲜的核武装, 将在亚洲创下恶劣的先例, 首先日韩作为北朝鲜的宿敌, 将名正言顺的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韩国也就罢了, 如果让东瀛的日本脱下了金箍咒, 以其金属钸的储存量和高度领先的核技术, 可以在一夜之间超越中国, 成为亚洲的军事霸主, 更有甚者, 如果隔海相望的台湾同胞也去学金二世的小样, 那中国统一的美梦, 就转眼泡汤了. 至于惩罚朝鲜, 又谈何容易, 这可是一个马蜂窝, 山姆大叔早就为看这一台好戏设下了观景台, 就等着开锣呢. 有过和曾经亲密无间的情人分手的人都知道, 昔日的恩爱与誓言在分手的那一刹那具有强烈的毒性, 弄不好会反目为仇. 世界上百分之六十的谋杀案, 都发生在最亲近的人们之间. 金正日今天的所为不禁令人想起了五十年代末期的毛泽东. 其实金公子之对中国和毛公当年之对赫鲁晓夫乃同出一辙. 只是那时毛公是用炮击金门作为要挟. 当年毛公的 “不惜牺牲一亿中国人”的豪言壮语也曾让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吓的屁滚尿流. 老毛子胆小, 在中国人还没有造出炸弹前就赶紧脱离干系, 而中国却在核爆的二十分钟前还把北朝鲜视为兄弟. 历史是如此的相似, 北朝鲜的核实验让人们想起了六十年代初期的中苏关系, 唯一不同的是, 这时的中国恰恰被调换了一个位置. 如今是 “不见前年秋月朗, 定了五家条约, 还有吃的, 面条加汉堡, 还有苏喜”. 而如今大喊 “不须放屁”的, 就轮到了这个东施效颦的金家公子. 这位金二世看来也是铁了心, 对于世界舆论早已不削一顾, 至于封锁吗, 在他的眼里, 封锁它十年八年, 朝鲜的一切事情都解决了. 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 还怕联合国吗? 中国人釜底抽薪, 哼, 也好, 那就把咱朝鲜的核弹, 安得倚天抽宝剑, 把汝裁为三截, 一截遗日, 一截赠美, 一截还中国, 太平世界, 环球同此凉热.

臺灣之美

臺灣的兒童

這個大樓叫１０１摩天大廈，不知道是不是１０１層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 中華民國 ( 台灣 ) 總統府 ]，我們以前可以理直氣壯地叫他偽總統府

臺北植物園

Yangmingshan National Park [ 陽明山國家公園 ]
先介紹一下臺灣問題的由來及臺灣現狀，下面轉自維琪中文：

中華民國時期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並簽署《日本降書》，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何應欽接收臺灣，而後設立與中國大陸省級行政體制不同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並由陳儀出任臺灣行政長官。但因為陳儀等接管官員貪污嚴重，隨意任用親信，軍警紀律敗壞，加上戰後經濟崩潰導致人民生活陷入困境，和政府急於“去日本化”造成文化上的衝突，以及部分新住民（外省人）相對於老住民（本省人）在社會和經濟地位上具高度優勢的不平等待遇，最後在1947年初，因查緝私煙所引發的警民衝突，導致“二二八事件”全面爆發。一星期後國府派兵來台鎮壓，後續還有“清鄉”行動，許多與事件無關的各界菁英與百姓也被無故殺害，或逮捕之後不經審判而被監禁、處死或就此失蹤。此事件揭開了1950年代“白色恐怖”政治高壓的序幕，並埋下後來族群對立態勢與臺灣獨立運動的種子。

1949年在中國大陸，中國國民黨在軍事上被中國共產黨擊潰，部分殘餘國民黨的軍隊和蔣派中華民國政府撤退至臺灣，共產黨在大陸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新敗來台初期，一直揚言要反攻大陸，但缺乏美國的全力配合，只是有一些小規模戰役，直至金門炮戰雙方暫時停火後，反攻都未能實現。國民黨政府在臺灣一方面利用美援，推行經濟上的變革，穩定農業，扶植工業及中小企業；一方面透過“戒嚴令”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等法令，配合黨、政府、軍隊、特務的結合掌控，持續政治與社會上的強勢壓制，鞏固一党專政、強人獨裁的體制，造成許多因反對言論或行動，甚至無故被指為“匪諜”而受到非法迫害的案件（即白色恐怖）。在臺灣的國民黨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認為是國際社會中中國的合法代表，但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逐漸增加。

1971年，聯合國即將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之際（第2758號決議），國民黨政府堅持“漢賊不兩立”，宣佈退出聯合國，此後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大幅度滑落；1979年與美國斷交，更是對中華民國的外交處境造成嚴重衝擊。臺灣的黨外團體也開始透過私下發行的政論雜誌，醞釀對國民黨政府進行大規模抗爭，要求全面落實民主政治與言論自由。1979年12月在高雄市所發生的美麗島事件，可算是規模最大的民主抗爭事件，隨之而來的對被逮捕相關人士的軍事審判更是引起廣泛注目。1980年代，陳文成命案、江南案、十信案的相繼爆發，加上黨外人士的積極對抗衝撞，使國民黨的統治權威受到嚴重打擊，終於在1987年宣佈解嚴。隨著蔣經國在1988年1月去世，蔣家父子兩代的統治也隨之結束，開始民主政治。1991年5月1日結束“動員戡亂”，並不代表著中華民國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的合法性[中華民國之憲法從未修改其舊有政治版圖領土]，僅代表國民黨政府默認失守大陸，結束國民黨多年部署的反攻大陸之軍事計畫，並代表政治重心正式轉移臺灣本土之經營。前總統李登輝任內推動民主化與臺灣本土化政策，陸續推動六次修憲，並在1996年舉行首次總統直選。李登輝在1999年接受德國記者專訪時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為兩個對等的國家（即“兩國論”或“特殊兩國論”）。臺灣內部雖有統、獨兩派立場，但多數人的態度為維持現狀。

2000年3月18日，由民主進步党提名的陳水扁、呂秀蓮當選第十任正副總統，寫下首次政黨輪替的歷史紀錄。2002年8月，陳水扁公開表示臺灣與大陸的關係是“一邊一國”，引發臺灣、中國大陸及美國各界的不少爭議。2004年，陳水扁及呂秀蓮當選連任，但是在野的泛藍陣營因三一九槍擊案等事件，對其當選的合法性提出質疑。（請參見2004年中華民國總統大選）

目前陳水扁根據兩岸分治的事實提出，中華民國的簡稱即“臺灣”，而非過去的“中國”，主因“中國”之中文簡稱經常與“中國人民共和國”混淆。“臺灣”之簡稱不應與台獨議題混為一談，台獨議題也許經全民公投才可以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認知，但中華民國等於臺灣，重申默認國民黨當年之失守大陸，已是臺灣人多年來之認知，也是兩岸分治下的政治現實。

在中華民國統治期間，原國民黨政府高壓政策的調整、土地革命的成功實施以及臺灣的人民辛勤建設，加上美國持續大量的援助（至1965年終止的“美援”），臺灣經濟自1970年代起逐漸繁榮，成為了亞洲經濟的“四小龍”之一，亦即“新興工業國”(NICs)。產業結構也逐漸從傳統的農業為主型態，先是過渡到勞力密集工業佔有一定比例，到了1980年代進一步升級，形成服務業與高科技產業合計比例逐漸過半的態勢至今。但也面臨傳統產業快速外移（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磁吸效應”）的問題。

再發表一下我個人見解：

臺灣是中國人的社會，文化經濟都相當繁榮，中國共產黨解放大陸之後，有相當多的文化人，有產者通過各種途徑逃到臺灣，而大陸這邊則經過了毛時代的歷次政治運動，使傳統中國文化出現斷層，導致目前社會風氣非常敗壞，文化衰弱。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失敗，馬克思的理論已經被國際社會所擯棄，但卻在中國大陸繼續發揮作用，毒害年輕人，並為一黨專政作理論指導，而中國大多數人，對此並沒有信心。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臺灣保存了相對正統的中國文化。臺灣的經濟奇跡，也可以作為未來中國復興的範本和示範。

臺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結束後，實現了民主選舉和言論自由，對一個民選的政府開戰，勢必會受到西方社會的集體制裁。臺灣社會雖有統獨兩派，但大部分持維持現狀的觀點，目前談論統一臺灣，非常不現實。即使臺灣由島內某些勢力宣佈獨立，攻打臺灣依然冒巨大風險，臺灣有一定的戰鬥力，他可以打大陸沿海發達城市，兩岸一旦開戰，兩岸都將打得稀啪爛，這將是中華民族一場浩劫。而且如兩岸開戰，勢必把臺灣徹底推向美日一方，民心更將遠離大陸，對一個中國的認識將是更淡漠。就算佔領臺灣，島內民意也不會偏向統一，島內民眾的反抗將此起彼伏。
 
臺灣的在大陸的民間投資非常巨大，臺灣既在大陸改革開放時期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未來如無意外，也將在方方面面融入大陸的經濟文化中，互相影響，在經濟社會，臺灣統獨與否，只有象徵意義，而實際意義已經存在，兩岸將成為經濟一體，非要為統獨名義打一仗的話，說明中國人太愚蠢。臺灣的民選政府，根據國際上的經驗，民選政府不會作出太過激的行為，而且民選政府較獨裁政府有較好的政策靈活性，以此判斷，臺灣將不會冒巨大的風險宣佈獨立。

實際上，印度佔領了中國藏南很大一塊地方，中國連屁都不敢放一個，與其對臺灣動武，打掉一個如花似錦的臺灣，不如把這麼大一個中國大陸建設好，保衛好。

綜上所述，我的觀點，臺灣是臺灣的中國人辛辛苦苦建設起來的，打臺灣毫無意義而且風險巨大。打仗將傷亡重大，打掉一個民選政府，不是文明國家的做法。

（來源：美國之音） 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不久以前在中國的中央電視台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打敗日本最有貢獻的是蘇聯紅軍和他爺爺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軍隊。美國有不少人不贊同他的說法。 毛新宇︰蘇聯紅軍和毛澤東領導軍隊 多維新聞網轉載了中國一個網站的報導說，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在中央電視台的一個二戰座談會上說，在二戰期間打敗日本最有貢獻的是蘇聯紅軍和他爺爺領導的中國軍隊。這篇報導說，毛新宇畢業於人民大學，主修歷史，擁用碩士和博士學位，是被中國政府重點培養和塑造的毛澤東問題權威。 余茂春︰蔣介石功勞很大 這篇報導指出，中國大陸有些人對毛博士講出這番話覺得十分離譜。美國海軍官校歷史學教授余茂春也有同感。 余茂春說︰「毛澤東孫子這番話不全面，它是中共教科書傳統的說法，以確保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日本和蘇聯在1941年4月簽定中立條約，雙方互不交戰，日本戰敗和蘇聯沒有任何關系。1945年8月，蘇聯在美國向日本投下原子彈3天後才向日本宣戰，那時日本大勢已去，說蘇聯參戰是日本投降的決定性因素沒有任何歷史根據。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軍隊在北方，而華北也是日本軍隊的佔領區，雙方關系很微妙。當時對日本構成大威脅、大影響的抗日力量不是中共的八路軍，而是國民政府的軍隊。」 余茂春指出，蔣介石對抗日戰爭的貢獻是很大的，領導中國抗日八年。在國際上，他為維護中國抗戰的合法地位艱苦奮斗，他的功勞很大，實在了不起。 陳香梅︰抗日主角是蔣介石 在二戰期間，美國空軍將領陳納德將軍率領美國飛虎隊來到中國為中國作戰，他的妻子陳香梅當時是中央社記者，因為在戰地採訪陳納德而跟他從結識到結為夫婦。陳香梅女士在接受本台訪問時說，「在二戰期間，中國是由蔣介石執政，抗戰主力當然是蔣介石的軍隊，我不能說毛澤東的軍隊一點功勞也沒有，但是抗日主角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至於蘇甦聯在日本投降前幾天才參戰，說蘇聯對戰敗日本功勞最大實在荒唐。」 陳香梅︰美國貢獻也很大 陳香梅表示，在二戰期間中國能打敗日本，美國的貢獻也是很大的，特別是領空方面，當時國民政府空軍力量薄弱， 陳納德將軍幫助中國訓練、組織空軍，美國飛虎隊貢獻很大。如今不僅國民黨，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也稱贊飛虎隊的貢獻，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實。 對於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把打敗日本的功勞都歸功於蘇聯紅軍和他爺爺毛澤東，陳香梅的反應是︰「毛澤東的孫子年紀太輕，對歷史不了解，對他所說的我們不重視。」

          网上看到的一个书评，是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这里特别点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后来政治走向的影响，可谓是一针见血。文革对中国的影响，是多元的，复杂的。

          下面是书评，摘自孤独书斋：

　 　　美国学者中，研究中国政治文化最知名的为白鲁逊。他于1968年出版《中国政治的精神》（The Sp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in Political Development，The M.I.Press ，1968），1981年出版《中国政治的原动力》（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1981by The Rand Corporation），1985年出版《亚洲权力与政治》（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使他成为美国在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 　　白鲁逊生于1921年，属于第二代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多年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这里介绍他1988年出版的《官员与干部：中国的两种政治文化》（The Mandarin and the Cardre：China's Political Cultures，1988by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of Michigan ）。本书主题是从中国文化的两个传统来说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人的不同与相似，正如儒家、道家二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相斥与相补。当然，毛泽东和邓小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政治运作中，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社会。但是，其基本性格仍旧浓厚地表现出毛泽东的汪洋恣肆、造反起家、蔑视一切道德传统，象征着中国的道家思想和被统治者的农民文化，而邓小平则要求稳定、纪律、有秩序的体制运作，有成果的工作效率，象征着中国的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士大夫文化。一个是“政府的官员”，要求秩序与效率；一个是“革命的干部”，要求改变与改造。不过，这二者又有相通之处，都是以社会主义之名，行传统的专制主义之实。所以，作者认为，邓小平不论在经济上的步子多么务实，在政治上他还是要忠于“马列主义”的，正如作者引用毛泽东对邓小平的鉴定：“棉里藏针”。 　　下面摘译该书论及文化大革命与改革的关系及对邓小平等人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描述中的部份内容。

　　“至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无可逃避的事实是，没有那场浩劫，也就不可想象毛以后的中国（就国家政策而言）能够做到不仅脱离了苏式共产主义，而且脱离了任何已知的共产主义概念的模式。如果中国没有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惨遭那样残暴的动乱，最可能替代毛泽东革命乌托邦主义的，也就是死气沉沉、循规蹈矩的官僚共产主义好不了多少的局面。不可想象的是，中国会向现在这样在毛以后采取如此大胆的现代化政策。”

评点：没有文革可能就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如果没有文革的破坏，中国可能比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好不到哪里去，文革的破坏是改革的一个推动力。

　　“然而，说起来也怪，文革的混乱记忆犹在，这就有可能吓坏了现在的中国领导，不让他们在自由化和权力下放这些方面放手，而这正是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得以成功所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官员仍旧对他们所认为的真正放权带来的危险非常非常敏感。他们一定感到他们已经接近无政府状态的边缘，再往下看，他们见到混乱的可怖景象了。对文革期间政府失去控制以后出现灾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这部份地说明政府在考虑改革价格体制，将人民币的币值由市场决定，取消各种补贴或者允许外汇储备措施之时，那样提心吊胆。如果价格不合理，政府的各种补贴使物价非常扭曲，不能反映现实，在此情况下，却要依靠所谓”市场“来引导，这才是今天中国真正的危险。

评点：对混乱的深刻记忆可能会阻止进一步的改革。

　　“这朵恐惧的乌云笼罩在心头，其后遗症还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今天的中国领导一想起文革期间教会了人民不相信领导，也就会疑神疑鬼起来。他们知道那时整个一代青年人都起来造反，攻击所有的权威，包括一般被看成是神物的共产党。这就使得当今领导认为允许政治上或文化上存在太多的自由思想有多么危险。邓和他指定的继承人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将中国引到离开毛曾打算让国家走上的那条道路，但是，他们可能比毛还要害怕政治自由化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失控的局势变化。由于已见过什么叫无政府的样子，他们现在再也不敢轻易一试了。花那么异乎寻常的长时间来安排特定的个人来继承他们，名之为”第二“”第三“梯队，就生动地证明当前的领导不相信任何政治的自然运转。认为需要在未来几代人中挑选人才方面加以控制，充份说明他们对未来的担心，这担心是因文化大革命那场”恶梦“的景象而来的。 　　“因此，最终说来，文化大革命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后遗症。首先，就国家政治这一层而言，要是没有那场痛苦的经历，也就没有当前的改革和开放政策；然而同时，正由于有过那场几乎是无政府状态的经历所渗入人心的惶恐不安，却又使得完全发挥改革的潜力，或者说允许更大的政治和文化自由，成为不可能。结果就出现了在领导人态度上的一种奇异的混合体：一方面推行大胆的措施，一方面又提心吊胆不知后果会怎样。邓所实行的各项改革，的确已超过通常意义上的改革，而达到在体制上构成重大变革的程度。然而，中国领导人总的说都感到需要抓紧对体制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又是从毛式”官僚共产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们对前途难料的恐惧使他们在现在就要把下两代的领导人都安排好，绝不希图侥幸，也不让具有活力的政治进程按自己运转的规律去发展。这就有助于说明他们为什么那么讨厌”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在本能上就看中遵纪守法，这在早期他掌握反右运动时已有表现，今天仍然很强烈，在”反自由化“运动中他攻击知识分子无法无天的创造性时，又表现了出来。” 　　“第二，就个人经历这一层而言，从文化大革命痛苦的振荡中活下来的人，一方面在与同伴们相比之下总算幸运，没被整死，略有所愧，而今情随事迁，终成过去；另一方面又因他们终于还能活了下来而受到信心增强的鼓舞，因而现在准备大干一场，脱离正统的共产主义模式，比当年毛曾打算要去做的还要走的远。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们现在就比过去更为只顾忙自己的事，享享清福，颐养天年了。他们的大部份精力现在正用于忙着搞个人关系和私人的兴趣。在这方面，他们的倾向性，是在传统的中国人行为规范方面赋以新意，从而加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即使说在国家政策方面看上去象是正往新的方向发展。 　　“鉴于有此相互矛盾的后遗症，今天我们很难预见文化大革命长期起作用的全面后果会是怎样，因为我们跟中国人一样没法弄清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终究竟是个什么样。不过，在文化大革命20年后的今天，对它重新估价，我们能有把握地说，那时和今天一样，中国政治的心理——文化动力正静悄悄地安坐在那潜伏着矛盾的感情之上，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比公开声明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政策，起着更大的决定作用。”（PP.132——134）

李敖北大演讲谈到人民和政府的关系，我理解为争取自由应该有的态度：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政府有联系，我们人民和政府的联系有几种方式，大家说乡音未改，我没改，可是你们改了，北京变大了。你们讲的没有我讲的纯，我告诉你，人们和政府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就是政府这么坏，我不要活了，我「葛」了。辛亥革命以前的杨虎生在英国跳海，「葛」了，就是我死了。

 

第二个感觉我「颠」了，就是跑了，我玩不过你，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第三个是「得」了，林云住在雍和宫附近，他到北京大学来作客，他在大陆录音机里面，你找不到我，我猫起来了，就是在「葛」了，「颠」了，「得」了，就是藏起来了。

 

第四种「菘」了，小时候我们在北京斗蟋蟀，就是我怕了，我不和你玩了，就是人民和政府，我怕你，不和你玩了。

 

第五种就是「火」了，我和你干上了，我生气了，什么时候会反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就是反。在1932年美国就发生一件事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很多美国军人打死了。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很多兵回来了，要政府赔钱，政府说，你们现在年轻力壮，现在不给，到1945年，你们老了，再给你们钱，大家一听，觉得也好。

 

结果1932年美国发生经济大恐慌，这些老兵憋不住了，跑到华盛顿广场集会，大家饥饿，由早到晚，由日到夜，都不解散，中央政府广场被占有，好说歹说都不解散。

 

一个将军叫做麦克阿瑟元帅，下面带了一个少将叫做巴顿将军，下面带了一个少校叫做艾森豪威尔威尔，打枪，多少人死掉了，人民在他的中央政府广场里里面盘据不去，这是美国的形象吗？ 　　

 

我给大家看看一个数据，告诉你们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当年「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讲到怎么样的开枪，你们看不清楚，没有关系，证据在这儿，一会主任和校长在这儿可以证明。 　　

 

看这个表，1932年美国群众在中央政府盘据不屈，政府开枪，1953年德国群众盘据不屈开枪，1956年匈牙利群众盘据不屈，开枪；1970年美国又来了，又开枪。 　　

 

可是人民来讲，逼他开枪，局面造成了我们逼他开枪，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为什么这么笨呢，看看有没有什么聪明的方法，你不能够把政府摆平，你自己跟着受害，说我们争取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没有人比我李敖古往今来，争取言论自由最多的，我写过100多本书，有96本被查禁。

 

　

 

第二次政治犯出狱(1982.02) ，还很精神，笑容满面

 

前几天读到李敖北大演讲这段，非常精彩。李敖这里讲到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人民象政府争取自由的态度。国民党以前在台湾也实行一党*专*制。虽然今天我们刻意挖苦台湾的民主是假民主，台湾的选举是乱象，但不可否认今天的台湾人已经有了言论出版自由和全民选举，实行了多党制，议会制。这些不是国民党突然发善心得来的，是许许多多象李敖一样的斗士争取得来的，这其中还包括阿扁等人，阿扁也是早期民运人士。李敖被禁书达90多部，作为政治犯入狱达两次。可见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不是没有代价的)。但争取自由最好的态度是什么呢？不是“葛”了，不是“颠”了，不是“菘”了，不是“得”了，也不是“火”了。对于文人来说，用笔争取，用乐观的态度来争取是最好的态度，是代价最小，效果最好的方法。

 

不能把政府逼急了，逼急了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美国政府还枪杀集会的人呢。

 

现在明白为什么连战演讲可以全程直播，而李敖的演讲则不能全程直播的原因了。这老小子威力无穷呢，共产党虚他。

 

贫困的农民包围北京

 

“EUROPEAN cities with an African countryside” is how a report published in China this month describes the gap between booming Beijing, the nearby port-city of Tianjin and a “belt of poverty” around them. It is an exaggeration. No Chinese city has western European levels of development, and African-style deprivation is rarely seen in China. Yet the gap is huge and growing. For increasingly vocal critics of China's imbalanced development, it is a particularly alarming example.

 

"欧洲城市与非洲乡下" ，这是中国最近的出版的一个报告，描述北京、天津等兴旺的口岸城市和在他们附近的贫穷农村之间的巨大差距。这虽然是有些夸大。中国城市没有发展到西欧水平, 并且象非洲一样的赤贫也很少见。然而差距在继续拉大。关于中国不平衡发展的争议，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让人忧虑的问题。

 

In recent years China's leaders have themselves stressed the need to narrow regional imbalances. This was a major theme of the annual ten-day session of China's parliamen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which ended on March 14th. The 3,000 Communist Party-picked delegates approved a budget that promises more cash for farmers and a new five-year economic plan to create a “virtuous synergy” between the wealthy seaboard, central China and the poor western regions.

 

近年来中国的领导强调说他们自己需要降低城乡之间的不平衡状态。这是每年10 天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年的一个主要讨论问题。结束在3月14 日。3,000 个党推举的代表批准了向农民提供更多经济支援，并在一个新五年经济计划中提出，在富裕的海滨、中国中部和贫穷的西部地区之间创造一种"共同富裕"的预算。

 

Yet criticism of these disparities has also become a way for some to air more general grievances about China's embrace of capitalism. The government recently shelved plans to submit a new property law to the congress after a chorus of opposition, led by a Peking University academic, Gong Xiantian. He argued that the draft, which protected property rights, was un-Marxist and unconstitutional.

 

对城乡差距的批评，也成为了一个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批评。由于反对，政府最近搁置了向人大递交的新物产法。 由北京大学龚Xiantian 带领。他批评说, 这个保护财产权的草案，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和违宪。

 

Though state-controlled, China's media are adept at pinpointing issues that embarrass officials. One example is the comparis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their surrounds which appeared in an annual report on regional economies in China by the 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One Chinese web portal devoted a special page to reports on the poverty belt, with a headline “so close and yet so far”. A commentary in the Farmers Daily, publish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aid the poverty of areas of Hebei Province around Beijing and Tianjin was “astonishing”.

 

虽然由国家控制，但中国的媒介却是非常娴熟于提出使官员困窘的问题。一个例子是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关于地区经济的年终报告。一个中国门户网站对贫穷地区做了一个特别报道，标题是"差距接近但也很大" 。由农业部出版农民日报的一个评论，认为北京和天津附近外围的河北省的贫穷状况"令人震惊" 。

 

The academy's report echoed the findings of an Asian Development Bank study published last year. It said the belt consisted of 32 counties, mostly to the north and north-west of Beijing and Tianjin, with an impoverished population of 2.7m living in nearly 3,800 villages. Poverty is defined as an annual income of less than 825 yuan ($102). The average urban income in Beijing last year was 17,653 yuan a year. Chen Mengping, one of the report's editors, says many of these villages are in mountainous places whose economies have been hit by a bid to improve the purity of Beijing's water, which they supply. This has involved closing factories, and planting trees instead of crops.

 

学院的报告与去年出版的一项亚洲开发银行研究的研究结果相符合。认为贫穷地区包括了32 个县, 主要在北京和天津北部和西北部, 约3800 个村庄的270万人。年收入少于825 元($102)被认为是贫困 。在北京市区去年平均收入是17,653 元一年。陈Mengping, 报告的编辑的当中一个, 说许多这些村庄是在为北京提供饮水资源, 大部分是山区。因此这些地区关闭工厂，退耕还林。

 

According to the ADB study, these areas represent extremes of poverty in a province that has failed to cash in on the growth of Beijing and Tianjin. Hebei has more officially designated “poor counties” and probably more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than any other eastern province, it says (though officials say their numbers have been falling). Hebei's failure to develop more rapidly is in marked contrast with the hinterlands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Wealth has radiated from these thriving port cities a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have mushroomed around them. Hebei has a bigger state-owned sector than the areas around Shanghai and Shenzhen—no recipe for fast development—and relatively little foreign investment.

 

根据ADB 研究，在北京和天津成长的同时，象河北省这样的地区却极端贫困，没有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比起其他东部省份，河北的贫穷人口最多，(虽然官员认为他们的数字下跌) 。相比于上海和深圳，内地的河北经济发展更显失败。由于制造工业的快速发展，激活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河北比深圳上海有更多的土地，但却没有得到快速发展，主要是与吸引外资太少有关。

 

Politics is partly to blame. The cities of Beijing and Tianjin enjoy provincial status and the advantages of being the capital city and a major port. Hebei has received fewer favours. Central government as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has focused on China's west and the north-eastern rust belt. Some Hebei delegates at the National People' s Congress openly grumbled that their province had not been rewarded for sacrifices it had made for the two cities: providing them with water, and curb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keep it clean.

 

政府将受到指责。北京和天津市享有省级编制，好处是作为首都和一个主要港口城市。河北则受到少量关注。中央政府近年来集中于发展西部，和东北老工业区开发。一些河北人大代表在全国人大公开抱怨，他们的省为二个城市做出了牺牲却未被奖励：提供他们以水，和遏制工业发展保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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